徐远举在没有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问解放前重庆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徐文举便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某某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徐还不知道为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叫他来搞。”她更气的不得了，管理所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个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讨好口吻对他说：“我去把锤子拿来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徐远举闹过笑话后，郭仲容又闹出一次笑话来，郭仲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徐复观一同派往延安，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派驻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徐复观做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为少将接替徐的职务。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受到、朱德、贺龙等人的款待，也不断送些中共的文件让他看看，在这些中共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丝毫未有改变，解放前夕他拼命，被俘后也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改造。原来我们都以为不讲私交，只讲阶级仇恨，以后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黄埔第1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兵团司令钟彬、汉中警备司令刘进四人，并请他们吃过饭。贺龙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而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的人，一到重庆也总去看他，和他聊上几句。有一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觉，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见他睡着了就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赶紧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结果没有叫到，因为他们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郭仲容：“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词“首长！”以后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对我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骄傲姿态，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劝勉，很少板起面孔，教训一顿。相反的是那些年轻党龄较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甚至认为如果和我们聊聊闲天，就会受到我们的传染，变成反动派。所以那些职位越低见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而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报之以“相应不理”。一般都没有像这一类“小字辈”儿低三下四。

　　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地的劳动农场，对被俘军政人员一般都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而战犯管理所的上层领导公安部则在改造战犯时对这一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因为要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就连一个月16元的伙食费都挣不到，更谈不上穿衣服等了。但中央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后，对战犯们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开始只是象征地劳动一下，以示“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我1956年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造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不久，便在从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回来后，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针、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规定虽然说“可以不参加”，但谁都知道一项都不参加，管理人员即使不说什么，而一些想求表现的同学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帮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愿意或身体不太好的，也得象征性的参加一项，如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候用棉花也塞不着耳朵（指同学的批评）”。所以他便报名参加缝纫机组去铺棉花补破衣库等最轻微的劳动，我也报名参加缝纫组。后来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东监狱里学过一点理发，他便动员我参加这个组，因为这和缝纫组工作不冲突，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开始不大愿意因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只好同意也参加这个组。而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湾里杀出一个李逵来。原来杜聿明因病已经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我以为他是在吹牛，这位曾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有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啪的一声针断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赶紧跑了过来，急得连连摇头，一般人看来这事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害公物”。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情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结果却大出意外，管理员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下次怎么样留心呢？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的危险了。我便把一个指头插进皮带带动的轮子里，让他慢慢朝自己的方向转动成了惯性，才敢把指头抽出来，以后便再也没有“损坏公物”了，而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就算四川老军阀王瓒绪的儿子王泽俊军长了，他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钉纽扣，看来这也是一件即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们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儿，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要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的脖子上，顿时血流了出来，这一下子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儿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都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解放前是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解放后，住在单人房间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